目录

  • 1 国际关系的历史—哲理理解以及文学透视
    • 1.1 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 1.1.1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
      • 1.1.2 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
    • 1.2 国际关系的哲理理解
    • 1.3 国际关系与其动能的“文学透视”
      • 1.3.1 文学透视
      • 1.3.2 政治文化
  • 2 现实主义政治伦理与特殊主义的世界观
    • 2.1 现实主义政治伦理
    • 2.2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 2.3 特殊主义世界观
  • 3 政治文化的历史记叙和文学透视
    • 3.1 民族的缔造
    • 3.2 改换天下
    • 3.3 评判与巩固
    • 3.4 周武王为政之举
  • 4 汉帝国的边防与扩张
    • 4.1 历史背景
    • 4.2 匈奴向中亚迁移
    • 4.3 匈奴分裂时期
    • 4.4 匈奴的发展
    • 4.5 匈奴帝国兴起与发展
    • 4.6 两大帝国战争
    • 4.7 朝贡和平阶段
    • 4.8 武帝统治时期
    • 4.9 对匈奴的三场战争
    • 4.10 武帝治下漫长的后续
    • 4.11 汉帝向东扩张
    • 4.12 汉帝向南扩张
    • 4.13 汉帝对朝鲜的扩张
  • 5 历史方法的价值和“科学方法”的弊端
    • 5.1 科学方法的含义
    • 5.2 科学方法的弊端
    • 5.3 自然科学家的思想方法
    • 5.4 历史方法和价值方法
  • 6 历史写作——如何撰写历史论著
    • 6.1 写作以前
    • 6.2 一切为主题服务
    • 6.3 首尾呼应
  • 7 国际关系思想传统
    • 7.1 现实主义
    • 7.2 理性主义
    • 7.3 革命主义
  • 8 克劳塞维茨论理论
    • 8.1 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
    • 8.2 克劳塞维茨论的基本分析
    • 8.3 克劳塞维茨论的思想灵魂
    • 8.4 克劳塞维茨论的战略精髓
    • 8.5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理论
    • 8.6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中的“天才”
  • 9 大战略的基本原则、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
    • 9.1 大战略的首要问题:大战略的目的
      • 9.1.1 大战略根本目标的确定
      • 9.1.2 国家根本目标的应有素质
      • 9.1.3 战略集中原则
      • 9.1.4 念念不忘根本目标
    • 9.2 大战略的目的与手段
      • 9.2.1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深思熟虑的关系
      • 9.2.2 大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
      • 9.2.3 不同手段互相间的平衡和节省资源的必要
    • 9.3 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
      • 9.3.1 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全局观念、“分寸”意识和远见
      • 9.3.2 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大战略式的教育
      • 9.3.3 关于行为结果的大战略式评估
      • 9.3.4 经常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大战略的绝对必要
      • 9.3.5 大战略的艺术本性
    • 9.4 大战略的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
      • 9.4.1 大战略的决策体制和机制
      • 9.4.2 大战略领导素质
  • 10 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
    • 10.1 意识形态基础
    • 10.2 根本纲领
    • 10.3 决定性挑战
    • 10.4 当代对外改革的中国特性
  • 11 在非常能动的世界上面对挑战和塑造战略的中国
    • 11.1 “呆滞”的外交
    • 11.2 中等强国间的外交
    • 11.3 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对外政策前景
    • 11.4 中国对外政策面对的问题
    • 11.5 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
    • 11.6 国内基本环境
意识形态基础

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邓小平往后至今,中国当代政治领导有关世界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丰富性和有益的复杂性。传统上,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由三大成分构成:

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根本信念;

二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曰中国的现代激进民族主义;

三是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亦即远非中国人或共产党人独有的“现实政治(real2politik)”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的理解和把握有了与时俱进的重大优化,并且作为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较为潜在但仍重要的成分,起着增进透视力、丰富理解力和鼓舞终极理想的伟大作用;与此同时,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早已被添入了中国政治领导的意识形态系统。不仅如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政治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完全必要地在中国边疆领土主权完整问题上;还有,他们的现实主义思想也增添了某些对中国和世界都大为有益的新内涵。

和谐世界理念讲求实际,不仅是上述科学实际,而且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因为它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经验,基于中国切实的利益需要和为此而来明智的战略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记录中极为显著,无可置疑。虽然此类经验的一大动因在于前面所说的“新国际主义”,但是它至少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也出于根本的战略权衡,因为积极弘扬它可以得到重大裨益。这首先是因为与和谐世界理念难分难解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具有了不起的裨益。与此相关的一项基本的战略常识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经宣告的基本态势、根本祈求和政策宣示方式与具体的政策行动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