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基本环境

回顾国内环境。十年前，中国的国内基本任务依然相对简单和集中，那就是经济发展，GDP增长，“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致主要（甚至仅仅）基于它们的国内政治稳定。那样的相对简单，集中和由此而来的巨大战略裨益是一类难得的“奢侈”，中国和中国的领导永不能再度享有的“奢侈”。

还有，十年前，无论是“精英”内部还是公众中间，都还没有像当今那样，在近乎每项重大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难题上非常广泛和深刻的国内意识形态分歧。就此比较而言，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个高度团结的社会。这同样是中国和中国的领导——略微夸大地说——或许永不能再度享有的“奢侈”。

不仅如此，那时大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有力和全面渗透的巨型国有公司，也还没有那么多分权化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机构，与此相应最高政治领导的“统帅力”显著强于当今。

我们已经面对多样、复杂和往往相当严重的国内社会难题。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已经富裕得多，然而社会紧张乃至若干分裂却也大得多。

如何足够有效和成本效益较佳地经久维持社会稳定

与十年或二十年前相比，有效、明晰和强劲的改革需要的政治团结和“决定力”、“执行力”有所弱化。不仅如此，利益集团纵横交错，“官僚政治”非同小可，社会缺乏足够凝聚，腐败怠惰人所共愤。

重大的外交问题：

1、过去几年里用了近乎压倒性注意力去从事的中美良好关系构建，但现在证明任务复杂得多，实质性成就也比有时曾以为的小得多。

2、“G2 中国版”理念和对美国以外其余世界颇多角色的“胜利主义”已经造成非同小可的损伤。

3、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动荡带来种种困难和问题

4、外交上尚存的某些过度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剧或导致了种种待优化状况。

5、还有重大的战略问题，特别是与美国在亚太的对华战略防范和挤压相关的，还有与之密切关联的中美东亚和东南亚外交竞争、东海南海领土和权益争端、中国军力强劲发展面对的美国障碍或美国风险、日本的基本战略走向、朝鲜半岛基本形式与其未来等。另外，不可忽视“走出去”海外经济战略带来的战略/外交难题或风险。还有一个历史性的愈益显著的“调适能力”挑战，即中国能不能积极迎合有效适应这么一个世界：“电子通讯世界”、“非政府组织或‘全球公民社会’世界”、“软权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