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方法和价值方法

历史方法(historical)，注重动力或本原，以历史学和人类学、考古学为典型。所谓动因，通俗地讲，就是“源头”、“起源”或“发源”。历史学家长于考据，长于由终及始，长于宏大的时间链条中，给出初始状态或“始作俑者”，并生动地展示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以及其间的起承转合。这正是这类方法的特点，但重渊源、重谱系无疑是最最主要的。

历史学源远流长，是人们了解和把握过去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时问因素及其不可逆性，是历史渊源的核心要素，也是历史方法得以成立的依据。法律当然是一种历史存在，无论如何都是这样，所以，运用历史方法，不仅在所难免，而且理所应当。比如：

1．背景分析。现行法制是如何形成的?同哪些历史人物、事件有关?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详细过程如何?有过哪些具体形态，经过哪些发展历程?总体上，又呈现出怎样的态势?有无一定规律或法则存在?更重要地，理解和评价现行法制，也包括理解和评价历史事件，应当在多大范围内考虑到背景因素的影响，等等。

2．文化分析。历史发展是同步的么?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均衡的?对于后发达地区、后发达人群的法律形态，如何认识，如何评价?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不同法制之间关系如何，作用机制如何?法律是如何传播的，同其他法律之间有过或有着怎样的冲突和融合?法律移植是否可能?群体心理积淀和情感依托，对法律移植、法律现代化有着怎样的作用?如何评估，如何克服，如何化消极为积积极。

3·文献分析。历史上有过哪些法律文件?有过哪些外围资料?有过哪些文献著述?这些文献有过哪些版本，都是可靠的么?如何辨别真伪?应结合哪些材料，进行破译和解读?如何通过历史文献还原历史真实?如何处理好文献数据同考古发掘、田野调查等非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等。

 价值方法(axiological)，以哲学和伦理学为典型，也称“哲学方法”或“伦理方法”。这类方法，注重目的(telos)。所谓目的，一定是先在的，当然，也可能是预设的，如果不被打破、不被中断，那是注定要实现的，不会发生改变。在前种意义(宿命论)上，可以翻译为“归宿”，在后种意义(心理学)上，可以翻译为“预期”。价值归根结蒂是某种目的，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伦理学更关注道德价值或道德目的。最先，这种区分并不明确，相反，倒是混杂一处的。近代以后，道德价值独立了出来，可同时也主观化、相对化了，在有些人那里，更走向了虚无主义极端。

 可以说，法学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法学的独立，相伴随的，是道德的旁落和审美的萎缩，虽说如此，强调价值方法，仍属传统，仍在沿袭。比如：

1．道德分析。法律和道德关系如何?法律需要道德作为存在根据吗?法律有善恶之分吗，能否以道德标准来评判法律?善法可以法律手段，予以强制实施吗?恶法还是法吗?在什么意义上是，什么意义上不是?人们何以必须遵守法律?人们有义务遵守恶法么?他们可以不遵守，甚至予以抵制么?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条件下，在何种范围内可以?等等。

2．功利分析。什么是法律的根本原则?正义、善、平等、自由，还是幸福，抑或其他?如果是幸福，幸福具有道德内涵么?法律应否致力于功利目标?在法律实施中，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纯粹的福利政策，是否会侵犯到个人自由?公共管制应当维持在一个怎样的水平上?经济学原理可以用来讨论法律问题么?法经济学如何可能?等等。也可能是预设的，如果不被打破、不被中断，那是注定要实现的．不会发毕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