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了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过程和主要理论成果；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意义；了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1.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1.正确评价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
2.正确理解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一、经典论述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么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历史巨人毛泽东画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二、典型案例
案例一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这其中，毛泽东功高望重。
毛泽东研究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中国的建设经验，明确提出中国应避免苏联的失误，走出一条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6 年4月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他强调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这一实际出发，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1957 年 2 月 2 日，他发表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学说，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理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及时发现了1958年中国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多次做自我批评，并提醒全党吸取教训。他明确提出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与发达阶段的界限；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内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界限；纠正了包括他自己在内存在的急于求成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曲折性的观点。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学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考虑到社会生活的需要，1956年12月7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还提出，把当时存在的地下工厂变为地上工厂。并说，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
毛泽东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始终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指出: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中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 “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1963年9月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稿时，写过这样的话：中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 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当社会制度改变以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964年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周恩来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地表述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他说: “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进行大规模建设，从1953年至1976年，历经23年完成四个五年计划，解决了10亿人的吃穿用，有了相当的钢铁、机械、有色金属、煤电、交通、化工等基础工业，有了汽车、飞机制造业，有了电子工业、两弹一星的高科技。经过大三线多年建设，中国有了强大的经济、国防大后方。
——张云声毛泽东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04
1.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有哪些成果？
2.如何看待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7年时间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基于中国经济文化基础落后的状况，带领党和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进行了探索，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同时也要看到探索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和教训，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科学总结其中的历史原因，不能将毛泽东在探索中所犯的失误、错误与整个探索时期等同起来，不能因为探索中的错误而将整个探索实践否定。
案例二
长春一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下线
建设自己的汽车工业是数代中国人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愿望更加强烈。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同年４月，重工业部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了紧张筹建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反复比较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兴建。
1953年，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建设汽车制造厂还作为我国首批重点工程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屯附近举行。毛主席亲笔题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被安置在场地中心。
一汽的建设，凝结着全国人民的心血和汗水。在建厂时期，全国各地为一汽输送了大量干部和技术工人，培训了大批的青年工人。以建筑五师、机电安装公司为代表的两万多名建设队伍，成为一汽建设工地的主力军。每天都有物资源源不断运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工地。建厂期间，苏联也为我国提供了全套的产品设计和图纸资料，并派遣一批有经验的专家来厂指导。
1956年7月13日，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崭新的总装线上，被毛主席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首批１２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装配线。这标志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三年建厂目标如期达到，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汽车是以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改进部分结构后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这种汽车装备90匹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到65公里，载重量为４吨。它不仅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和桥梁的负荷条件，而且还能根据需要改装成适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第一批下线的解放牌汽车，还参加了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
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它的建成投产，揭开了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崭新一页。解放牌汽车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落后面貌，成为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主力军。
五十多年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国家生产了大批汽车，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培养了大批人才。第一汽车制造厂也经过不断建设发展，由单一品种生产发展到多品种生产，生产规模和质量不断扩大和提高。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g/2009-08/27/content_1402981htm
1.结合案例，谈谈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出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2.富强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新中国的现代化梦想是从追求富强的目标出发，从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工业化国家的追求萌芽的。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
近代以来，民族工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难以获得较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党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在苏联的影响下，我国一度过多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比例失调，这就促使党和毛泽东思考如何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强调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符合中国人口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三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寿张县属聊城地区，紧靠黄河、金堤河，滞洪区一带经常受淹，河床区几乎年年遭灾，群众生活贫困，几乎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为迅速改变这一落后面貌，1957年12月初，寿张县委制定了1958年至1967年10年农业发展规划，向全县发出了1958年要达到亩产400斤，用一年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0年实现的粮食指标的号召。台前农业社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立即修订1958年农业增产规划，将亩产550斤的指标一下子提高到800斤。聊城地委抓住寿张这一典型，向全区推广了他们的做法。从此，寿张县在“大跃进”运动中走在了全区的前列。
在高指标的引领下，1958年4月，寿张县开始刮起阵阵浮夸风。洪峰农业社9名“钢铁姑娘”豪迈地表示：“钢铁姑娘火热的心，保证地瓜亩产八万斤，洪峰面貌不改变，九人同誓不结婚。”6月，在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氛围中，寿张县委召开广播大会，认为大家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胆子还不够大，号召进一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发扬敢想、敢干、敢破、敢立的大无畏精神，借鉴外地“创高产”的经验，鼓动各农业社要搞亩产5万斤、10万斤的地瓜，搞亩产6000斤、8000斤、1万斤的玉米，搞亩产1000斤的大豆，等等。此后，虚报产量的浮夸风越刮越凶。6月22日，《寿张日报》头版套红以《一声巨雷响，红旗耀眼明》为标题，报道了台前农业社2亩小麦亩产3175斤的惊人消息。声称这颗“卫星”创下了全省小麦高产纪录。县委还宣布：1958年夏季小麦获得大丰收，出现了亩产300斤、500斤、800斤的大面积丰产田和1000斤、1500斤、双千斤的高额丰产田。
7月中旬，寿张县委向全县发出了《关于创造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通知》，要求“发射”15000亩亩产10万斤、20万斤、30万斤大地瓜，3万斤、4万斤玉米，1万斤、2万斤、3万斤谷子，2000斤至4000斤大豆的“卫星”上天，让全县亩产双万斤的地瓜、千斤的大豆“元帅升帐”，并制定了1959年小麦亩产4000斤、争取5000斤的生产计划。全县各农业社纷纷响应，前进农业社“钢铁花木兰队”的20名姑娘，决心要在20亩地里，创造出亩产20万斤大地瓜的奇迹。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中，寿张县委决定将高得出奇的指标再提高一截，提出1958年要成为“双千斤县”，力争实现“三千斤县”，1959年实现“万斤县”。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的头脑似乎失去了控制，各种生产指标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北台农业社的“卫星姑娘队”大胆地表示，要“发射”亩产6万斤谷子、8万斤玉米、60万斤地瓜三颗“世界无敌”的高产“卫星”上天。据聊城市党史研究者研究，“这时，衡量是非的标准完全被颠倒了，谁的‘卫星’放得大、喇叭吹得响，谁就会被捧为敢想敢干的‘红旗’；谁在工作、生产中说老实话，讲求实际，谁就被当作‘右倾保守’的‘白旗’拔掉”。8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在寿张县召开现场会，树立寿张为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红专标兵”，会上，对20余位所谓“右倾保守”的县、乡干部进行了重点批判，并拔了高唐、夏津、阳谷、临清等县4位乡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的“白旗”（当场宣布停职反省）。从此，寿张县的名气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 8月下旬，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中，寿张县仅用四天时间，就将全县129个农业社合并为4处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化热潮中，各种所谓高产“卫星”腾空而起，全县一下子冒出亩产5000斤以上玉米、谷子“卫星”64颗，其中万斤以上的10颗。自8月26日起，《大众日报》连续几天在头版显要位置套红刊登《寿张放出全省第一颗谷子大卫星——北台社17亩亩产10546斤》《台前社放玉米亩产20125斤巨型卫星》《寿张县再放谷子巨型卫星——台前社2亩多亩产21787斤》等惊人消息，在全省引起强烈震动。
8月27日，《人民日报》以通栏形式刊登了关于寿张县开展亩产万斤粮高额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报道称：“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报道还提到了寿张县干部群众对秋季大丰收后粮食保管问题的忧虑。开始，寿张县干部群众对于大丰收后的粮食保管没有心理准备，“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人民日报》一经刊出，其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对各地的“大跃进”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各种“卫星”上天，各类“元帅升帐”。山东省在大放高产“卫星”中，竟出现亩产35200多斤的谷子，51800多斤的玉米，26700多斤的高粱，43100多斤的水稻，16700多斤的大豆，53000多斤的花生，几十万斤的地瓜等虚报的产量。《大众日报》在社论《高举丰产红旗，大创高产卫星》中说：由于今年小麦生产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高额丰产典型，以及当前创造大面积丰产田和高额丰产田运动的开展，人们对于大面积丰产这个名词中的所谓“大面积”已经不是从几十亩、几百亩的水平去考虑，而是从几千亩、几十万亩以至几百万亩、几千万亩的水平上去考虑了。对于高额丰产这个名词中的所谓“高额”，也不是从亩产千斤粮食、百斤皮棉、万斤地瓜的千、百、万的水平上去考虑，而是从亩产万斤以至几万斤粮食，几百斤以至几千斤皮棉，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地瓜的水平上去考虑了。
据后来统计，1958年山东农业实际生产情况是：粮食2452亿斤，棉花4249万担，油料157亿斤。而当时省里的总产量预报数字却不断加码升级，10月初已报到粮食800亿斤，棉花1000万担，花生41亿斤；11月，粮食又报到1000亿斤。当年9月，省里就宣布山东已经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人均1300斤到1500斤，不但可以放开计划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而且还有余粮。实际上，山东农业的“大跃进”，只是指标和口号的“跃进”。1958年的粮食产量仅仅比1956年增加了20亿斤左右，所谓农业“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是虚报浮夸造成的一种假象。
——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编年史第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大跃进”运动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是什么?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基本国情认识不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缺乏充分认识，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案例四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两弹一星”
我们现在研究“两弹一星”的历史，不仅仅是研究“两弹一星”事业自身的发展、它取得的成果和研制的过程，而且我们还想要回答这样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两弹一星”？当年国家那么穷，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却要拿出那么多钱、投入这么大力量来发展“两弹一星”，这究竟是为什么？它研制出来以后到底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首先要安全，没有安全就不能发展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来被世界列强侵略和奴役的悲惨历史，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这点大家都很了解。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十分仇视，他们依托在“二战”中快速增长起来的军事、经济实力，伙同周边的敌对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反共势力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大陆，阻挠各国和我国建交，在经济上封锁、禁运，在军事上包围，企图把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对一个国家而言，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谈这个问题：国家的职能是什么？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国家的发展； 第二个是国家的安全。首先是要安全，没有安全你就不能发展，所以当时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什么方针呢？就是和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拓展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空间。
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对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意义深远。我们是以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对手，经历了一场严酷的现代化战争，与此同时，中苏战略同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后盾。战争期间，我军的武器装备由初期使用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缴获的“万国牌”旧装备，到后期承建制地更新为苏式装备，陆海空武器装备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军队战斗力得到了整体性的飞跃。
20世纪50年代，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这些装备的国产化。也就是说，解放后的十年时间，中国建成了包括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等一大批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并启动了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武器的研制。
咱们国家能够直接从一个农业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在世界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导弹发射成功，张爱萍跟钱学森拥抱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的内外政策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同时，核武器的威力进一步提高，它已经不是广岛、长崎使用的一万吨、两万吨弹量的核武器了。当时已经发展出了氢弹。大家知道，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的上千倍，如果在一个地区采取空爆的方式，也就是在地面上空1公里左右发生爆炸，那么它的辐射面是非常大的，杀伤威力也是很大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们一直面临着美国严重的核威胁，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就下决心，一定要发展我们的“两弹一星”事业，我们要造出原子弹。
原来毛主席对外讲的时候一直说“原子弹是纸老虎”，这是为了在战略上藐视它，鼓舞士气。原二机部部长刘杰回忆说，1955年中央政治局听取核物理专家的汇报后，毛主席曾对他说，“你们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决定命运的。”这句话和他原来听到的“原子弹是纸老虎”反差极大。所以在刘部长回机关后，“决定命运的”这句话就没敢往下传达，他当时怀疑是不是自己听得不准确。
从那以后，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成立了中央专委，由15个国家高层领导组成，包括财政部长、科学家、军队的高级将领等，集中全党、全军、全国之力抓这件事情。
1964年，我们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张爱萍跟钱学森拥抱在一起，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周总理问毛主席我们是不是要公布原子弹爆炸成功，毛主席说等等，看看美国人怎么说。很快美国人就报道了，他们侦测到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从抽样来看比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要高，毛主席这才同意公布。
在自己本土发射，又在自己本土上爆炸
1966年7月，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正式成立，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因为你光有原子弹还不行，原子弹怎么扔出去呢？要把原子弹放在导弹上发射出去。当时的第一枚导弹试验，就是在我们国家本土，从甘肃一直发射到新疆的原子弹试验场，全世界没人敢这么干，在自己本土发射，又在自己本土上爆炸。
原子弹之后是氢弹和洲际导弹。当时氢弹的研究比较顺利，基本上原子弹发射后两年多的时间氢弹就研制出来了。1966年7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但洲际导弹研制的过程就比较艰难，洲际导弹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武器，要打到8000公里以上，而且要具备突防能力。所谓突防能力，就是突破对方防御的能力。
洲际导弹的研发是个大协作的产物，不是一两个小单位就能搞出来的，而且当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一直到1980年，洲际导弹才正式实验成功。那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了，但终于实现了他的这一夙愿。
毛主席还提出我们要搞人造卫星，1970年4月，我们就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以后在1975年又发射了一个回收式卫星。回收式卫星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实际上是一颗侦察卫星，比如说导弹打到上万公里以外，你到底打中了目标没有，打得怎么样，这都需要靠卫星来侦查。到目前为止，这仍是世界各国都在采用的一个办法。
“两弹一星”就好比一杆枪
“两弹一星”这个词最早是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延伸出来的。他在1988年时讲过：“如果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9年中央举行了表彰“两弹一星”元勋的大会，“两弹一星”提法正式面世。
所谓“两弹一星”，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两弹”，一个是核弹，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还有一个是导弹。“一星”就是人造卫星，同时应该包括其他配套武器，比如核潜艇。
“两弹一星”元勋、卫星专家王希季讲过一个很通俗的说法。他说：“两弹一星”就好比一杆枪，这个枪的枪杆就是导弹，子弹就是核弹，卫星是瞄准器，所以“两弹一星”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国家的战略核力量。
1984年我们又成功发射了同步卫星。1974年8月，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成功发射了导弹，国际上称之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所谓“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就是如果你先打我，你把我消灭不了，我的核力量还能回过头来再打你。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别人就不敢轻易向你开火。
说起“两弹一星”对新中国的贡献，首先，“两弹一星”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的基石，给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其次，“两弹一星”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塑造了中国崭新的大国形象；此外，“两弹一星”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翔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两弹一星”解放日报，2016-06-17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为何做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核讹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毅然做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