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邓小平理论
了解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脉络，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邓小平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
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
2.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
一、经典论述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邓小平同志结合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建立经济特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思想，都是理论上的卓越创造，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二、典型案例
案例一
冲破禁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解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同志，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两个问题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要求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面对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强烈呼声，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华国锋却不容许人们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1977年2月7日，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各省市自治区报纸也开始陆续转载了此文。
由于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要害，直接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支持者，因此发表该文的单位和人员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民日报》在转载该文的当天就接到《人民日报》前负责人的电话责问：“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是要在政治上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
但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只要你的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再次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僵化观点:“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与此同时，党内大批老干部老同志也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强烈要求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极力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全国理论界、新闻界等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努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并在讨论中努力澄清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激发大家敢于突破思想禁锢思考问题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纷纷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来，并先后公开发表讲话或写文章，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广泛开展，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喜人的生动局面，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为什么说“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实事求是作为认识真理的基本途径，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从主观的臆想出发，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坚持从纷繁芜杂的事实材料中寻找内在的联系和规律，而不是将事实材料任意割裂成支离破碎的碎片；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践中认识和发展真理，而不是囿于各种条条框框，把主观的意志强加在实践之上。我们党97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背弃了实事求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因此，实事求是是我们的锐利武器，必须始终坚持而不能丢弃。
案例二
邓小平为深圳题词
1984 年 1 月 24 日，邓小平离开正值隆冬的北京，同杨尚昆、王震乘专列南下广东。冬天的太阳透过车窗，照在前来探望邓小平的“前方将士”身上。邓小平深情地对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说：“特区是我的建议，中央的决定，5 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深圳，是他难以割舍也放不下心的地方，坐在驶向迎宾馆的汽车里，他几次轻轻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5 年来的风风雨雨，邓小平对这个在某些自己人眼里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的孩子，给予了不同寻常的关照。早在 1981 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投入和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负责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一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刻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5 年来，深圳人突破重围，独立作战，摸着石头过河，光着脚爬山，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一切都是在需要中探索。他们受够了外人的冷遇和白眼，急于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渴望得到邓小平一个鼓励与支持的答案。
然而让深圳人始料不及的是，邓小平听了省市领导的汇报以后并没有立即拿出自己那张最具权威的赞成票。相反他平静地说：“你们讲，我听。”“你们讲的我全装在脑壳中，不发表意见。”
人们以为特区是他邓小平自己倡议的，以他的性格光听还不能轻易表态，那么让他看了之后，他或许才会说。
省市领导陪他走上了国贸大厦的天台，他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崛起；省市领导陪他走进了新一代电脑工厂的车间，他看到了新技术的快速引进；省市领导陪他坐在渔民的客厅，他看到了老百姓的收入甚至超过了自己……
走出渔民村，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忍不住问邓小平：“像渔民村这样的居住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邓小平说：“大约要 100 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 70 年，到本世纪末，再加 50 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纪中叶，使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回想邓小平在渔民村说的“要70 年”，那不正是下世纪中叶吗？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早已在他心中酝酿的一个伟大战略目标，只不过一向注重实践的邓小平更重视从实际出发，从 1979 年起就开始从理论上、从实践中论证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从 1983 年江浙之行对小康目标的考证，到这次广东视察，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地思考着这个宏伟的目标。他曾经说过：“也许我们活不到下个世纪，但是有责任为后来的人提出奋斗的目标……”
随后，邓小平前往蛇口。蛇口的改革实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改革的实践。“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在蛇口这个试验场上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的第一：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最早开创由一家企业全资开发一个社区的先例；
最早在全国采用工程招标的做法；
最早改革干部制度，实行聘任制，破除干部终身制；
最早开始职工住宅商品化；
最早成立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
最早创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
最早建立国内第一家不靠国家投资，由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深水港：赤湾港。
1979 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荒草萋萋，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虽然花去人民币15亿元，但没让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自己筹资或贷款解决问题。如果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蛇口就是改革大树上结出的丰硕之果。
邓小平登上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曾乘坐过的退役客轮——明华轮改装而成的海上游乐中心。他时而远眺深圳湾的诱人景色，时而又移眸伶仃洋海面那些你追我赶、谁也不甘屈居人下的过往船只……
午宴上，邓小平连饮三杯茅台国酒，乘兴为主人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在给深圳留下了一句“只是绿化不够”的指示之后，邓小平乘炮艇转往珠海。
在珠海，他去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合资企业的香洲毛纺厂；也去了珠海人自己设计的狮山电子厂，又看到了拱北口岸、工业区、九洲港和直升机机场。
他还会见了第一个到内地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及澳门的马万祺等人。他说：“办特区是我提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得出结论：“看来路子走对了。”按照接待方案，考虑到邓小平第一次来珠海，机会难得，希望他能给珠海题词。因此，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与市长梁广大商量后，特意准备好桌子和笔墨纸砚，摆在邓小平用餐后的休息室里。
当邓小平用完餐稍事休息后，张倩玲走过来，怀着企盼的心情对邓小平说：“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邓小平欣然接受。
在人们的簇拥下，他站起身往桌子方向走去。拿起蘸满墨汁的笔，他像是在问自己：“写什么呢？”沉思片刻，他挥笔写下了让珠海人民永生难忘的七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
这是他到广东后，首次题词赞扬特区。这不由得又一次使人联想到：他在深圳为什么既不明确表态，又不挥笔题词呢？深圳人的心情当然更为复杂。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为珠海题词的消息后，才恍然大悟。我们怎么这样不主动呢？这几年对深圳的议论一直不断，能不能请他也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看“及格”“不及格”？于是，深圳市委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派时任市接待处处长的张荣赶往广州，去请邓小平题词。
此时，邓小平已在返程的路上。在顺德这个深圳的“小表弟”家里落了一下脚，在听取了县委书记欧广源汇报之后，回到广州。邓小平下榻广州珠岛宾馆，他还不知道深圳的同志已赶到广州，正在等待他的题词。张荣在广州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但是老人家再次使深圳人感到意外。他说：“回到北京再题吧。”
这时已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机会，市委书记梁湘对纷纷前来问询的人们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但我们的气不能泄。”
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羊城的阳光分外明媚，羊城的花市花香怡人。邓小平早早起来，领着小外孙在住处的小花园内散步。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
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
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
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
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略做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楼。他兴奋得竟然忘记了向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急响——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副市长邹尔康拿起话筒。
“题了！邹市长，题了！”话筒中传来张荣激动得有些发颤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邹尔康说。
张荣说：“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他题的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也就是说，他对深圳的结论是在实地考察时就形成了的。也许，当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
1984 年春节，凌晨。当第一枚喜庆的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的礼物，深圳人过得快乐、踏实又充满喜悦。
——陈开枝邓小平为深圳题词百年潮，201503
从本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它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什么关系？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都与深圳等经济特区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具体来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与深圳有着很大的关系。
邓小平不仅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决策者和支持者，而且以洞察风云的世界眼光和辩证思维推动着经济特区的发展。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经济特区视察，对经济特区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用理论与实践反复昭示：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案例三
十谢共产党
“一谢共产党，翻身把你想，以前我们做牛马，现在人人把家当”；“二谢共产党，吃饭把你想，以前忍饥又挨饿，现在温饱奔小康”……“十谢共产党，养老把你想，以前抚儿来防老，现在丢心政府养！”这是一首来自湄潭县龙凤村田家沟村民集体创作、自编自演的 “花灯戏”歌词，虽然词句简单、话语朴素、字段较少，但这首歌词却把田家沟村民感谢共产党的强烈心声表现得淋漓尽致。
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举措强烈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村的生产力初步解放，湄潭县田家沟村民凭借政策的东风和自己的勤劳与智慧，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从有地种到有粮吃，群众思想上有了很深的感触。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过程中，田家沟的村民萌生了感谢党恩的念头。80年代末，胡绍明、祁承烈等村民牵头，开始编写感谢党恩的花灯词，形成了“十谢共产党”雏形。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夯实了农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一直未能破解农民增收致富这个难题，同时农村闲置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农民群体文化生活呈退减趋势，“十谢共产党”这首花灯曲目由此而沉寂多年。
90年代末期，随着各地开始实行农业科技化、产业化调整的战略，湄潭县龙凤村决定以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为契机，大力发展茶业。该村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率先在田家沟村民组发展茶叶产业，积极引导农民种植茶叶，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外出学习培训，积极探索，龙凤村茶叶种植规模迅速增大，从1998年的全村茶园面积400亩左右到2006年发展超过4000亩，并成立了茶叶专业协会，通过协会上下联动、市场运作、技术指导、自主经营等方式，龙凤村茶叶产业在全县跃居前列。到2006年年底，田家沟农民人均纯收入就已经达到4200元。生活条件大大提高，从解决温饱初步步入小康，日子红火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回村了，以前要通过远走他乡才能赚钱养家，如今守在家里就能够通过茶叶产业发家致富，田家沟村民感谢政策扶助、感激党恩的心情日趋强烈。
2007年，随着新农村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在全县开展，强有力地带动群众致富奔小康，田家沟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全村完成黔北民居新（改）建工程，实施了乡村清洁工程，改造庭院环境40户，建成了图书室、垃圾收集站、农业灌溉提水站等设施，修建了篮球场、农民文化广场、卫生室等，沼气普及率达90%，农电网改造率，移动、联通网络覆盖率均达100%，100%的家庭有手机、固定电话，100%的家庭安装了电视接收机。100%的家庭安装了太阳能。60%的家庭购置了电脑。田家沟42户群众拥有摩托车39辆，小汽车8辆，小型茶叶加工厂6家，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000元。田家沟村民深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变化，全靠党的政策，村民发自肺腑的感谢党恩之情达到了高潮。
2008年，田家沟村民在闲聊时谈到了江西民歌《十送红军》，又从《十送红军》想到了田家沟几十年发展以来所得到的党的关怀，饮水思源，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唱响一支感谢共产党的赞歌，于是，村民伍荣明、胡绍明、祁承烈、伍远华等人自发兴起了二度创作“十谢共产党”花灯曲目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提炼“十谢共产党”歌词，主要从感谢共产党对农民“衣食住行、教育、就医、养老”等方面进行阐述，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歌词。
2009年9月6日，恰逢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议全体代表参观田家沟，田家沟群众即兴为代表们演唱了“十谢共产党”，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好评。同年10月，此曲目在湄潭县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歌舞晚会上演出后，引起了全县人民的强烈共鸣。“十谢共产党”开始在社会广为传唱，其间，田家沟先后迎来了刘云山、栗战书、蒋树声、赵克志等中央及省市领导人视察。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对“十谢共产党”全文进行了解读，这首歌词飞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2012年8月，央视《乡村大世界》栏目在田家沟录制节目；2012年9月，“十谢共产党”节目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了《我要上春晚》节目；自2012年春节以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多次报道了“十谢共产党”和田家沟的巨大变化和发展。
一谢共产党，翻身把你想，以前我们做牛马，现在人人把家当；
二谢共产党，吃饭把你想，以前忍饥又挨饿，现在温饱奔小康；
三谢共产党，穿衣把你想，以前穿的蓑草衣，现在毛料新时装；
四谢共产党，住房把你想，以前住的茅草屋，现在砖瓦新楼房；
五谢共产党，走路把你想，以前走的羊肠道，现在道路宽又广；
六谢共产党，照明把你想，以前照的桐油灯，现在电灯亮堂堂；
七谢共产党，上学把你想，以前一堆大老粗，现在两基一扫光；
八谢共产党，看病把你想，以前有病无钱医，现在药费能报账；
九谢共产党，致富把你想，以前种粮要上税，现在免税还补偿；
十谢共产党，养老把你想，以前抚儿来防老，现在丢心政府养。
党的恩情永不忘，誓把忠心献给党！紧紧跟着党中央，幸福日子万年长！
一曲“十谢共产党”，唱出了如今很多人忽略了的天地大恩，在共和国60多年的风雨历程里，湄潭县田家沟村民保持了他们最清醒最完整的群体记忆，用一首“十谢共产党”，庄重地诠释了庄稼与土地的关系、绿叶与大树的关系、溪流与大河的关系、党与群众鱼和水的关系。
——王智湄潭县“十谢共产党” 谱写党群鱼水情http://www12371cn/2013/06/26/ARTI1372232431189354shtml
1.如何理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2.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要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深刻地阐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的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立的起点比较低，基础比较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段时间内难免存在某些贫穷现象，但决不能老是停留在贫穷的状态上，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说服力。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既是对“文革”当中“四人帮”一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又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是实践社会主义的指针。
摆脱贫穷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
案例四
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凝聚全党智慧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邓小平理论，我们应全面准确地去理解。但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却一直存在着。
一、关于“不争论”
提起“不争论”，人们很容易想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那段经典论述：“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有人由此将“不争论”绝对化，提出“只管改革开放，一切不用争论”的观点。这当然是完全误解和违背邓小平本意的。首先，邓小平不是泛泛而论，而是针对特定问题讲的。改革开放开始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有些人不加分析地对改革的一切具体措施进行争论，非要争出个姓“社”姓“资”来，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步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在一些不涉及改革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具体措施上“不争论”。其次，之所以提出“不争论”，邓小平考虑的主要是争取时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如果浪费大量时间用于无谓的抽象争论，就有可能再次错失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后，允许看、允许试，“不争论”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人们。实践证明对了的要坚持，错了的要改正，不完善的要进一步完善。为增强说服力，邓小平在这里专门列举了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起初受到质疑到经过实践检验逐步得到普遍拥护的例子。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显然是有特定的指向和用意的，并不能由此推出对任何问题都“不争论”的结论。实际上，“不争论”只是邓小平对待意见分歧、观点不一的其中一种态度，他在主张“不争论”的同时，还经常强调“要争论”。
比如，在改革的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上，邓小平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和根本原则，对于任何有悖于此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他主张必须进行争论，甚至运用行政、纪律和法律手段进行批评、教育和斗争。
邓小平既主张“不争论”，又主张“要争论”。这看似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虽各有所指，却又不可分割，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转化，无论是把“不争论”还是“要争论”简单化、绝对化、扩大化都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措施、方法问题上，不要陷入无休止的抽象争论中，而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上，则要同任何违背这一方向和原则的思想、做法争论甚至进行批评和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学术文化领域的问题上，允许、鼓励、提倡通过争论深化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但争论并不是没有限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前提。无论是“不争论”还是“要争论”，都不过是手段，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平稳健康进行。正确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着眼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该“争”的不“争”，需要“争”的必须“争”，这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
二、关于姓“社”姓“资”
这个问题是与“不争论”问题密切关联的。“不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姓“社”还是姓“资”。关于这一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集中谈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由此演绎出下列观点：只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一切无须问姓“社”姓“资”，谁问姓“社”姓“资”就是“左”，就是阻碍和反对改革。如果联系当时邓小平谈话的上下文，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断章取义，是对邓小平本意的误解和篡改。先联系上文。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里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后面谈话内容的一个根本前提。
再联系下文。接下来邓小平明确回答了经济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还举了深圳的例子：“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是不问姓“社”姓“资”吗？
邓小平既反对事事问姓“社”姓“资”，也反对事事都不问姓“社”姓“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一方面，邓小平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专门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做法甚至整个改革开放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无端担心和怀疑的现象而说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和阻碍改革开放的步伐，因此，正确分析和辨清姓“社”姓“资”的问题，走出抽象争论姓“社”姓“资”的误区是非常有必要的。邓小平的做法是让实践和事实来说话，他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个判断标准中，“生产力”“综合国力”之前特地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人民”之前无须加），这就巧妙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寓含其中。只有既强调推动经济发展，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前提，达到既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才能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是姓“社”而不是姓“资”的。偏废其中任何一条，都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张以辩证的分析方法对待姓“社”姓“资”，不能笼统地说问或不问姓“社”姓“资”。在涉及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问姓“社”姓“资”，因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能含糊的；而在一些不涉及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具体方法、手段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上，不必拘泥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积极、大胆地引进、采用。
三、关于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并不是说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追求什么思想的“绝对自由”，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关系我国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谈到解放思想时，他总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那种追求所谓“思想绝对自由”的做法，既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违背邓小平本意的，更为严重的是，为个别人企图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便利。这种做法危害巨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解放思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解放思想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反对“左”的、右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思想，其错误的根源是在政治上脱离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原则，导致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节。因此，“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只有摆脱“左”的、右的思想束缚，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贯主张“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运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当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但在纠“左”过程中又出现了右的倾向。所以邓小平提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解放思想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不存在“到头”和“终止”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求得主观思想与社会实际的一致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更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特别需要指出，一时的思想解放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必然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解放思想没有一个时间期限，它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邓小平说得好：“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高长武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中的几个问题党的文献，201202
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对邓小平理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全面准确地去理解。浅尝辄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照本宣科、脱离实际等做法都是不足取的、错误的，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片面性，要善于把邓小平同志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学习，联系起来思考，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